“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一、 “法治中国”：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法治中国”命题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方位，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重点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将法治根本目标划分为主权结构法治化和治权结构法治化。

　　(一) “法治中国”的历史成就：实现主权结构的法治化

　　“法治中国”的历史动力首先来自实现主权结构的法治化，也就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其代表者之间通过法律而拟制为意志统一体，它体现为法律对民主的一种担保和承诺功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意识，也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执政和建国的正当性，而非具体治理的有效性。

　　主权结构的均衡在本质上就是意志的同一性，在中国的体制里，法律正扮演了一个沟通党、人民与国家三者意志、最终取得共识的形式理性：人民的意志通过民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又通过执行成为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复次通过立法程序最终成为三者共同遵守的规则与形式，从而实现了三者意志的统一，解决主权结构均衡的问题。历史地来看，十六大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重要论断，最终在一种中国式的混合民主宪制里成功建构起法治对民主的承诺和担保功能，构成了今天中国的第一政法原理和基础规范，目前阶段，“法治中国”命题正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二)法治中国的当前要义：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也可概括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命题，可以说是一个“政道”的问题，描述的是一个混合的民主宪制，其根本正当性究竟何在。

　　然而，“党如何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如何将法治从一种侧重强调对民主的承诺和担保功能转化为对一个民主结构内部有效治理的保障，这样一个“治道”的问题，却在当前历史阶段更为紧要。

　　所谓治权结构也就是党、人民和国家如何通过具体的法律治理实现并始终保持意志的统一，从而不断增进共同福祉。具体而言，“法治中国”的核心要义在于：使人民复杂、真实的利益偏好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成为党的意志和政策，这种政策又能准确地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法律，而这种真正体现公意的良法又能被高效实施、严密监督，最终使一个超大型民主国家在不断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中实现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