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学会道歉赔偿，再来谈尊重法治

　　举国关注的聂树斌案又有了新消息。日前，聂树斌的家属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1391万元。

　　这1391万元赔偿金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约为191万，另一部分是精神赔偿金，约为1200万，后者占了大头。如果不是聂树斌案轰动全国，举国关注，不知道聂家还敢不敢提出这么高的精神赔偿。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类似案件的赔偿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不到。1998年，湖北省京山县人佘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2005年3月，其“亡妻”突然出现，佘祥林被无罪释放，他向国家提出赔偿1000万，但最后到手是多少呢？70万。1999年，河南村民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河南省高院认定赵作海案系一起错案，服刑11年的赵作海沉冤得雪，赔了多少呢？65万。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聂树斌家属提出国家赔偿中的第一部分，就是以此为依据来计算的。至于精神赔偿，2014年，最高法院曾经出台了一个意见，规定精神赔偿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若沿用这个标准，聂树斌的家人可能获得的精神赔偿金很难超过70万，距离1200万还有遥远的距离。

　　在许多国家，精神赔偿金的额度是很惊人的。比如美国一名男子在16岁时被控性侵了15岁的同学，尽管DNA证明他无罪，却仍遭判刑入狱，还因此坐了15年的牢。重获自由后，他状告法院并胜诉，获得超过4100万美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要扳起手指一项项算误工费、医药费等等，这些赔偿金显然高得离谱，但如果从精神赔偿的角度来看，却又高得有理。

　　聂树斌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人们希望这起案件能够改变中国法治中某些看似合理、无比坚硬却又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没错，这里的核心正是“改变”。纠正聂树斌案的错判如此，在国家赔偿方面也是如此。

　　当然，我们说要依法行事，不能因为某一起案件被媒体曝光公众关注，就多赔一点，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法治”。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面对“改变”呢？今年5月，海南省高院支付坐了23年冤狱的陈满国家赔偿金共计275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为人身自由赔偿金的50%，超过了法定的35%的比例——对，这就是一种“改变”。那么，聂树斌案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人们希望看到的“改变”当然不仅限于此。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本身是否也需要重新考量和审视，并予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是个问题。正如聂树斌案的误判和反转同法治有关又无关一样，人们期待的是一种真正基于法治精神、不为各种人为因素所左右的公正稳定的标准。

　　进而言之，借由聂树斌案的赔偿，我们还应该对国家赔偿这一严肃的问题予以更全面、更系统的观照和思考。比如曾经波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以及毒胶囊事件等等，它们危及的人群何止千万，但那些喝过毒奶粉、吃过药丸的人们，又得到了怎样的赔偿？这些年来，我们有太多该认的错没认，该赔的钱没赔。纠正一起冤案要花二十多年，法律被冷落一旁；该赔钱的时候又显得无比精细，处处拿出法律条文来抠。这种法治的似有若无，我们领教得太多，纠结得太多。要谈尊重法治，还是先从道歉赔偿这样的“小事”做起吧。(彭健)